摘要：苏轼和陶诗是诗人任扬州知州和贬谪岭海时集中创作的追和诗歌，共计一百二十四首，其中八十一首与家风传承有关。这些诗歌不仅是他与家人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承载着他对兄弟苏辙的深厚情谊和对子孙的谆谆教导。一方面，苏轼以家族家长的身份，通过和陶诗向家人传达他晚年忧国忧民、安贫乐道、渴望归隐等思想。另一方面，他还通过诗歌寄赠、亲自教授、共同唱和等形式，指导家人如何读书与提升诗歌创作能力。苏轼家族围绕和陶诗逐渐形成家族思想与文学素养并重、教育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家风传承方式，对于当代家庭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苏轼；和陶诗；家风传承

 

前 言

    和陶诗作为苏轼晚年诗歌的重要代表，是诗人任扬州知州和贬谪岭海时集中创作的，共计一百二十四首，是他经历人生大起大落后思想和感情的自我升华与自然流露。苏轼本人对此非常重视，在整理诗作时，他有意将和陶诗单编成册，认为“不甚愧渊明”。苏轼和陶诗大部分都与他的家人有着密切关系，诗人或作诗相赠，或要求其弟、其子侄唱和，体现出苏氏家族以诗歌为载体的独特家风传承方式。良好的家风家教使得眉山苏氏家族生生不息，后世子孙英才辈出，苏迈、苏过、苏迟、苏元老等皆青史留名。关于苏轼家族家风家训的研究成果不少，但相关研究主要还围绕着传统意义上的家训作品展开，目前尚无从苏轼和陶诗角度切入的。本文在着重分析苏轼和陶诗的基础上，结合苏轼晚年与家人的其他文字往来，探究其家风传承与当代启示意义。

 

一、论及家风的苏轼和陶诗概述

    苏轼和陶诗自诞生以来就受到人们较多关注。宋代苏辙、晁补之、秦观等都有继和之作，研究者亦甚众，黄庭坚、杨时、洪迈等都对此做出过评论，如洪迈认为苏轼和陶诗创作直逼陶渊明原作，“如追和陶诗，真与之齐驱。”当时主要以四卷单行本流行于世，同时还出现了傅共、蔡梦弼、蔡正孙和施元之四家注本，可惜前三家现已为残本，只有施注苏诗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宋代以后，苏轼和陶诗被编入全集之中不再单行，如明代刊刻《东坡全集》卷三十一、卷三十二中分散收录苏轼和陶诗百余首。清代以来，苏轼研究不断受到重视，苏轼和陶诗整理辑录工作也有所进展。宋荦及门人邵长蘅对《施注苏诗》进行删补，其中补录的一些篇目，如《和东方有一士》、《和刘柴桑》，弥补了宋刊缺失，后查慎行也在施注基础上进行补注，并将苏轼和陶诗按照系年进行重新编排，此体例为后世所沿袭。产生时期稍晚的冯应榴、王文诰等辑注的苏诗，集众家之所长，注解详实。近人孔凡礼在王本基础上点校的《苏轼诗集》，是目前苏轼诗歌研究较为权威的版本，此次研究也主要采用之。研究苏轼和陶诗不难发现，诗人在诗序及诗歌中多次提及弟弟苏辙与众子孙，并要求他们共同唱和。现将这些诗歌统计出来，具体详见表1：

    在统计过程中，发现苏轼和陶诗数量上存在分歧。主要围绕《和陶时运》、《和陶劝农》、《和陶停云》中“章”与“首”的区别问题，若将上述诗歌中各章都算作一首，则为十四首，若将其各章看作诗歌中的章节，则为三首。这些争论早已有之，本文依从王文诰先生统计，即认定苏轼和陶诗总数为一百二十四首，将上述诗歌分别计数。这种方法虽然也有所争议，但好处在于涵盖广泛、指代具体。

    在统计与家风传承有关的苏轼和陶诗时还需要界定两个范畴：一是家族的范畴，中国传统观念上的家族，不仅包括父子，还有兄弟、叔侄等关系。比如苏轼家族中，苏轼与苏辙有大量文字往来，在潜移默化中后者接受前者的教诲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苏辙所说：“抚我则兄，诲我则师”。二是家风传承的范畴，家风这一概念的外延非常宽泛，以苏轼家族为例，苏轼的一言一行，他的忧国忧民、乐观旷达、笔耕不辍都会对子弟产生影响，苏轼和苏辙之间的相互唱和、兄弟情深、患难与共也会在其家族中引发反响，这些精神品质和行为习惯都应该属于家风传承的范畴。综上可以统计出，在苏轼和陶诗中，与家人有关的诗歌共有八十一首，其中六十七首寄赠给弟弟苏辙，十四首寄赠给诸子侄；苏轼家人创作的继和陶诗，目前存世的共有五十三首，其中苏辙继和五十二首，苏过继和一首。需要注意的是，苏辙在收到兄长寄赠的《和陶读山海经十三首》后，自觉难以全部次韵，最终未依原韵单独创作了一首，故没有统计在继和陶诗之内。

    苏轼和陶诗创作主要集中于两个时期，一是扬州知州时期，即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三月至八月，二是贬谪岭海时期，即绍圣元年至元符三年（公元1094—1100年）。诗歌的具体创作时间，结合诗序及相关考证，已于表1统计出来。通过分析与家风传承相关的苏轼和陶诗系年，不仅可以了解和陶诗的创作情况，还可以看出作诗时诗人和被寄赠者的年纪，加深我们对苏轼家族诗歌唱和的理解。这一阶段，苏轼年龄在57岁到65岁之间，本该颐养天年的他却连遭贬黜，漂泊在外。诗人心中的苦闷难以排遣，加之生活窘迫、北归无望，加深了苏轼对陶渊明精神的理解，他晚年发愿“尽和陶诗”，希望借助和陶抒发内心感概，向外界传递他晚年领悟到的思想。弟弟苏辙比兄长小两岁，此时也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兄弟二人皆是少年天才，胸怀报国济世之志，却又都命运坎坷，几经离乱沉浮。于是，他在收到兄长寄赠的和陶诗后，对于其中引发强烈共鸣的篇章进行了唱和。苏轼兄弟之间的诗歌唱和对子孙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时期苏轼家族中年轻的一辈，大多刚刚二十出头，除苏轼长子苏迈年龄稍长外，其余诸子皆是初入社会，尚在学习、增长见闻的年纪。苏轼和苏辙两位家中长辈创作的和陶诗，在抒发内心复杂情感之余，也向众小辈传授了家族思想和人生经验，并且敦促他们读书作诗，身体力行地推动了家族家风的传承。

二、苏轼和陶诗家风传承的特色

    苏轼和陶诗作为诗人晚年创作的主要作品，有着重要价值意义。它既是苏轼与家人情感联络的纽带，又担负着教育和指导子弟的重任。这种家风传承方式最大的特色，就是以诗歌为载体，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既有家族思想启迪，又对读书治学和文学创作问题进行探讨；既体现出苏轼家族的治家智慧，又突出了文学家族诗文传家的特点。

（一）注重家族思想传承

    眉山苏氏家族重视子弟思想教育，不仅体现在苏轼年少时所受熏陶中，也在他对子孙的教导中时时流露。苏轼晚年服膺陶渊明其人其诗，多次在和陶诗中表达自己对陶氏的敬仰与崇敬，“我不如陶生”、“渊明独清真”、“劝我师渊明”等。对于陶渊明关注民生、归隐和固穷等思想，苏轼充分结合个人领悟，不仅将其体现在诗歌创作中，同时也希望后代可以学习和传承。

    第一，忧国忧民思想。苏轼家族非常重视对子弟品质的培养，《宋史》记载，苏轼幼年读书至《范滂传》时，问：“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其母答：“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家族良好的教育，使苏轼成长为有担当、重气节的文人，在面对政治上的黑暗和不公时，勇于直言进谏，为国家为百姓尽心尽力。

    这种忧国忧民思想与陶渊明思想并不矛盾。谈及陶渊明，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文学史上的千古隐逸之宗。但是熟悉陶渊明的人都有一个共识，即陶氏绝非表面那般肃穆，而是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苏轼亦是如此，即使身不在朝堂，心中却始终怀有对国家人民的热忱。谪居儋州时创作的《和陶劝农》，集中体现了他的奋厉用世志。诗中直面现实问题，“贪夫污吏，鹰鸷狼食。”（其二）诗人不讳言对这些贪官污吏的痛恨，希望放逐他们，令其过着猿猱一样的生活，“投之生黎，俾勿冠履。”（其六）《和陶拟古九首》中也公开批判两名贪官，甚至在自注中标明二人姓名，结合苏轼当时的身份境遇，不难想象这需要何种胆识气魄以及对于百姓民生的关心重视。

    苏辙与兄长一样，始终心怀报效朝廷、大济苍生的信念，“翻然感汉德，投足复践尘。”（《次韵子瞻和陶渊明饮酒》其二十）即使遭受贬谪，他也始终心系百姓，《和子瞻次韵陶渊明劝农诗》有感于海康“民亦甚惰”，希望尽自己所能帮助当地居民，“粪溉耘耔，乃后有穑。”（其二）“斫木陶土，器则不匮。绩麻缫蠒，衣则可冀。药饵具前，病安得至。”（其五）苏辙继和诗关于民生的部分涉及农田耕种、器物制作、纺织蚕桑、开方治病，可谓事无巨细。二苏还时常教育子侄，为百姓多做实事，“儒者之病，多空文而少实用。”不论仕途畅达还是屡遭贬谪，苏轼家族始终忧心国家人民，为后世家族作出了良好表率。

    第二，安贫乐道思想。眉山苏氏治家甚严，母亲程氏害怕苏轼兄弟耽于享乐，令他们日食“三白”，幼年时严格的要求帮助苏轼养成了坦然面对恶劣窘迫环境的良好心态，使他在日后漫长的贬谪岁月中总能适时调整，不断实现自我超越。与苏轼家族相比，陶渊明生活的年代更加黑暗，社会动荡不安。陶氏在辞去官职归隐田园的同时，也面临着衣食住行等现实问题的考验。可贵的是，他在温饱等困难面前能够始终不改颜色，“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饮酒》其二）。

    随着晚年的连遭贬谪，苏轼在日渐艰难的处境中加深了对陶渊明安贫固穷心态的理解。尤其是岭海时期，物质生活极度匮乏，他的和陶诗中对此多有描写。《和陶咏贫士》（其五）：“无衣粟我肤，无酒颦我颜。”《和陶和张常侍》：“米尽初不知，但怪饥鼠迁。”到了海南儋州，条件愈发恶劣，《和陶连雨独饮》自言：“尽卖酒器，以供衣食”。谪居海外，不仅风俗迥异，而且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更可怕的还有瘟病、瘴气，这些都令初入儋州的诗人心中万分惊恐。但是，苏轼并没有被困难打到，“昔我未尝达，今我亦安穷。”（《和陶拟古》其二）诗人通过内心的宁静适意，超脱外界物质条件的困扰。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态度，在和陶诗中也多有体现。比如《和陶归园田居》中提及，惠州虽地处偏远，诗人却发现当地环境优美，“环洲多白水，际海皆苍山。”（其一）贬谪生活艰辛，常常无米下锅，所幸民风淳朴，“门生馈薪米，救我无厨烟”（其一）苏轼总能在苦难中发掘到常人难以领悟的喜悦。

    受到时局影响，苏轼家族众人的前途命运也起起伏伏。苏辙在《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中自言“米尽鬻衣衾”（其一），谪居薪俸微薄，苏辙不得不经常靠典当衣服铺盖，换得几日口粮。生活有时到了断粮的地步，但是他内心坦然，甚至自我调侃，用辟谷化解穷困的窘境，“穷甚当辟谷”（其二）。他不断通过坚定信念，直面人生坎坷，“万法灭无余，方寸可久居。”（其三）。幼子苏过在众兄弟中受父亲苏轼影响最深，苏轼晚年屡遭贬谪，他始终陪伴身旁。苏过自幼性奇逸，加之父亲晚年集中唱和陶诗的影响，使他年纪轻轻便对陶渊明心怀敬仰，对名利更是超然物外，“口不谈世之爵禄”。岭南谪居缺少稻米，苏过别出心裁，用山芋做羹，获得父亲赞赏，称其为“东坡玉糁羹”。父子二人谪居儋州，如同苦行僧一般，“然胸中亦超然自得”，这种固穷安贫的生活方式使苏轼家族在艰苦的环境中仍然诗意盎然。

    第三，田园归隐思想。苏轼和陶诗中田园归隐思想的传承，与眉山苏氏的家学传统密不可分。苏洵《族谱后录》记载，先祖为避战乱，隐居于山泽之间，后天下太平，却因不愿背井离乡而拒绝出仕。这种深沉的乡土眷恋之情，对苏轼家族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家“三世皆不仕”，苏轼兄弟二人早在入仕之初，便已萌生“相约早退”的念头。

    苏轼家族的田园归隐思想虽然与陶渊明的归隐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其对田园的喜爱却是一脉相承的，“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春江渌未波，人卧船自流。”（《和陶游斜川》）在纷纷扰扰的尘世中，他们都是通过自然的美景，农田繁重的劳作，忘却世俗牵扰，固守方寸之间的安宁。在和陶诗中，苏轼多次表达自己渴望田园归隐的思想。《和陶饮酒》开篇，便直言“我不如陶生”（其一），难以像陶渊明一样做到真正摆脱尘世间的繁杂琐事。诗人年轻时，奋厉有当世志，怎奈党争激烈，刚直不阿的他“一朝传两翅，乃得粘网悲”（其四）。多年仕途沉浮，乌台诗案、元祐党争，带给他心灵和肉体无尽的煎熬，“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其五）他渴望解脱，获得“寸田”清净，并希望苏辙也能一同归隐，“归休要相依，谢病当以次。”（其十四）同时，他敏锐地看出陶渊明隐居的本质与真谛，“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和陶咏贫士》其二）正所谓欲仕则仕、欲隐则隐，无论出仕还是归隐，所作选择皆为心之所欲，不假外物，内心的纯真自由，才是归隐的本质。

    这种吏隐的思想一经苏轼传播，在其家族中也产生重要影响。弟弟苏辙与兄长经历相似，他深深理解苏轼内心对归隐田园的渴望，自己何尝不是如此。他在《次韵子瞻和渊明饮酒》中写到，自己并不贪恋荣华富贵，“富贵非所求”（其三），只是“乞身未敢言，常愧外物侍。”（其一）多年宦海沉浮，虽渴望归隐但一直未能如愿，每思及此便深感愧疚。向往陶氏隐居生活之余，苏辙也像兄长一样，在亲自躬耕中体验田园之乐。《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其九）记载他“锄田种紫芝”，在繁重的农耕劳作中，苏辙仍能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他看到清晨农田的朝露，联想到“滴沥投沧海”，平常的紫芝、露珠在诗人眼中也具有别样情趣。同时，兄弟二人希望子弟也可以从事农耕。“惟当理鉏耰，教子蓺稷黍。”苏轼《和陶咏贫士》（其七）对六子侄的田间劳作也有过描述：“买田带修竹，筑室依清流。”史书记载“蜀士多贫”，苏轼等人可能也有感于蜀地重文轻农传统观念的弊端，希望子孙在读书之余也能勤勉务农，避免轻视生产导致家族经济困窘。

    与单纯的家训诗歌不同，苏轼家族在阅读创作和陶诗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苏轼晚年思想的影响，也间接地接触到了陶渊明思想，加深了对民本、固穷、归去、田园等思想的认识和理解。这些对于当时政治不甚得意的苏轼家族而言有着重要意义，帮助他们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二）突出文学能力提升

    正所谓玉不琢不成器，勉励子弟潜心向学是古代家族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陶渊明曾创作《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等诗歌对子孙进行教导，“夙兴夜寐，愿尔斯才”（《命子》）。唐宋时期科举考试以诗文取士，因此当时世家大族都十分强调对子弟诗文的教育，如杜甫《宗武生日》中言：“诗是吾家事”，北宋王禹偁《投迤殿院》亦言：“家风袭雅章”。作为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族，眉山苏氏家风传承中对子孙的文学修养也非常重视。

    父亲苏洵少时，祖父苏序为使子孙用功学习，便陪同孩子一起读书做学问，积年累月，竟作诗千余首。苏轼、苏辙读书时，苏洵也同自己父亲一样，不仅亲自教授，而且以身作则。父子三人共同苦读数十载，一朝文名天下知。这种家族教育方式在苏轼和苏辙那里，也得到了完美的继承。苏轼兄弟及诸子孙，通过阅读、创作和陶诗，一方面获得了思想精神的熏陶，另一方面提升了文学创作能力。

    第一，寄赠诗歌敦促家人学习进步。上文已做统计，苏轼和陶诗共有一百二十四首，寄赠给家人的便有八十一首，约占总数的65%。如《和陶饮酒》“示舍弟子由”，《和陶咏贫士》“以寄许下、高安、宜兴诸子侄”。诗中多次提及苏轼对家人的思念。常年分离使苏轼每当想起亲人，便感觉分外愧疚，“未能遣一力，分汝薪水忧”（《和陶咏贫士》其七）。由于多年未见，苏轼只能凭借想象猜测诸子侄的近况，“哓哓六男子，弦诵各一经。”（《和陶饮酒》其十六）当长子苏迈在与之分别三年后，携诸孙前来惠州看望时，年迈的诗人难掩心中的喜悦，“子孙远至，笑语纷如。”（《和陶时运》其四）苏轼身为北宋文坛领袖，诗歌一经写出，人们便争相传诵抄阅。因此，不难理解苏轼将其和陶诗寄赠给兄弟子侄这一行为背后蕴含着的丰富含义。在交流情感、传递思念之余，他也希望家人们能够通过阅读诗歌，不忘以文兴族的家族使命。即使晚年贬谪岭海，他也不忘告诫子孙重视史论和诗笔，“春秋古史乃家法，诗笔离骚亦时用。”他要求子孙写诗作文应当华实相副，力戒空洞浮夸。“惟当勉励进道，起门户为亲荣。”19苏轼相信后世子孙通过踏实苦学，必能重新振兴家族，这也是他寄赠诗歌的重要目的之一。

    第二，以身作则亲自传授作诗方法。苏轼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书皆有大量流传，仅诗歌就流传下来2700余首。他不仅天资聪颖，而且后天勤学苦练，晚年谪居岭海，他的创作和学习热情也丝毫不减。这种严格的治学态度也运用到了他对子弟的教育上。受到父亲苏洵教育方式的影响，苏轼也经常亲身参与到子孙学习作诗的过程中去。黄州贬谪期间，他便常与长子苏迈在出游时作诗联句。晚年谪居岭海，他教导陪伴在自己身旁的幼子苏过，更是事必躬亲。一方面，他令苏过手抄《唐书》和《前汉书》，打下坚实的史学基础。另一方面，他亲自教导苏过诗歌创作方法。不仅要求描写细致入微，“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还强调诗歌语言贵在传神，力戒粗俗鄙陋之语。此外，苏轼还通过品评他人作品优劣，令苏过从中学习借鉴，如《书付过》中列举秦少游、张文潜文章特点，吩咐苏过“汝可记之，勿忘吾言”。《和陶郭主簿》记载，清明时节，苏轼听闻幼子在身旁诵书，“孺子卷书坐，诵诗如鼓琴。”联想起自己年幼时父母的教诲，以及尚在总角的两个孙儿淮、德，想象着将来孙子长大，也能像多年前的自己和如今的苏过一样用功读书，传承书香门第。可以看出，在苏轼心中，家族家风的传承需要亲力亲为。

    第三，共同唱和教学相长。苏轼作为家中长者，不仅创作诗歌寄赠家人，还督促他们把近来所作时常寄给他阅读，“有便寄近文一两首来，慰海外老人意也。”他晚年集中创作的和陶诗，就是其家族诗歌唱和的重要代表。在一些诗歌中，他明确要求家人一起唱和，如《和陶咏贫士》诗序记载，苏轼作诗七篇，“并令过同作”。苏轼家族围绕着苏轼和陶诗创作了大量继和诗，除去散佚的部分，目前存世的还有五十三首。有时，苏轼还作诗点评儿子的诗歌，如苏迨创作《淮口遇风诗》，苏轼读之欣喜异常，认为其“已胜郊与岛”，戏用其韵，追作诗歌以资鼓励。这种诗歌唱和，与如今的命题作文相似，不同的是，有苏轼这样当世一流的文学大家共同参与，可想而知，对小辈们创作影响之巨大。同时，诗歌唱和所起的作用往往是双向的。正所谓教学相长，苏轼在指导小辈们创作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他在《和陶归园田居》诗序中自言，由于听到幼子诵读陶诗《归园田居》，内心深有感触，决心遍和陶诗。有时，兄弟二人也会因诗歌唱和引发彼此的诗兴。当苏辙收到兄长寄赠给自己的和陶诗后，“其和渊明，辙继之者，亦一二焉。”24苏轼家族在这种共同唱和中，既沟通了情感，又提升了诗歌创作能力，可谓是家族教育的成功典范。

    如上所述，苏轼以家族大家长的身份大力倡导陶诗，亲自创作了一百余首和陶诗。苏辙紧随其后，继和五十余首苏轼和陶诗。二苏亲身示范，既是兄弟之间情感的交流，又为家族后辈作出了良好表率。诸子孙在长辈们的热切希望和谆谆教导下，认真阅读陶诗与二苏的和陶诗，体会其中的思想内涵，并与之共同唱和，在诗歌往来中切磋技艺。兄唱弟和，父唱子随，苏轼家族围绕和陶诗，积极提升了文学创作能力。

三、苏轼和陶诗家风传承的当代价值

    根据《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苏氏族谱》等资料记载，二苏子辈六人，孙辈二十三人，家族人丁兴旺。这些人中，子辈六人都直接受到苏轼和陶诗的影响，孙辈中大部分也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苏轼和陶诗思想的熏陶，苏轼家族诸子孙在文学和仕宦方面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文学方面，苏轼子孙皆能写诗作文，其中以苏轼幼子苏过文学成就最高。苏轼晚年贬谪岭海，苏过始终陪伴左右，受父亲和陶影响，苏过自号斜川居士，立志终生向陶渊明学习。仕宦方面，子辈六人受到党争影响，仕途多有坎坷，但皆出仕为官，其中以苏辙长子苏迟官阶最高，官至侍郎。随着南北宋之际二苏名誉的逐渐恢复，苏氏后人也更多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孙辈当中，苏符官至礼部尚书，苏籍做过太常主簿，苏籀曾任职绍兴府参议、衢州通判。苏轼家族围绕和陶诗，在家风传承中实现了对子孙思想和学业的双重教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好的家风家教不仅推动家族自身发展进步，而且在无形中实现优秀精神的代代相传，探讨苏轼和陶诗中的家风传承对当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第一，苏轼思想对人生观念的启迪。首先，无论仕途得意还是屡经坎坷，始终心忧天下。苏轼一生几经大起大落，风光时官至尚书，位极人臣，不幸时几乎丧命，远谪岭海，差别可谓云泥。但可贵的是，他无论身居庙堂，还是连遭贬谪，胸中始终怀有报国经世之志，内心始终不忘国家百姓。这种思想不仅需要家族子弟学习，也值得我们借鉴。人生难免遭遇挫折，倘若能够放大格局，不再拘泥于细小得失，生命也许会有更多意义。其次，即使身处困境，也要积极达观。苏轼经历坎坷，晚年更是一贬再贬，从扬州到惠州、儋州，他无论身处何种境地总能适时调整心态，在困境中实现自我超脱。比如苏轼在花甲之龄被贬儋州，岛上瘴气弥漫，又缺药少医，处境很是艰难，但他在回复友人问询时说：“北方何尝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瘴气。”在苏轼看来，没有瘴气的京城也会有人生病，儋州虽然缺医少药，可那些不缺医药的京城国医也会医死病人。生活不会永远一帆风顺，乐观旷达的人总能看到积极的一面。这种达观心态的传承培养，对于苏轼家族非常重要，帮助他们度过最困难的岁月，也特别值得今人学习借鉴。再则，持守欲仕则仕、欲隐则隐的率真心态。苏轼和陶渊明皆为绝假纯真之人，二人无论是入朝为官，还是归隐田园，所作的选择都是出自真心。如果有施展才华的舞台，便入仕为官，造福一方黎民；如果于流俗难容，便隐退山间，持守寸田宁静。这种“吏隐”的观念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儒释道思想的精华，是儒家进取观念与佛老空无思想完美结合的产物，可以帮助我们在面对复杂环境下的挫折与考验时更加从容淡定。

    第二，文学世家教育方式对当代的启示。首先，倡导诗书传家的家教方式。苏轼家族通过和陶诗寄赠与唱和，传承家族思想，提升创作能力，比如苏轼根据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作诗十首供子孙诵读，借助近似文字游戏的载体传达归去、仕隐等深刻思想，寓严肃的教育于生动具体的活动形式之中，在富有诗意的唱答中完成了文学家族对子孙的教诲。像苏轼和陶诗这样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非常值得现代人学习借鉴。我们可以通过发掘富有趣味性的教育手段，探索优秀家风家训思想的传播途径，努力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完成优秀思想的渗透，提升人们的理解、认知与践行能力。其次，树立文学大家的表率作用。《和陶郭主簿》（其一）言“家世事酌古，百事手自斟。”苏轼在家族教育中秉承祖先优良传统，经常深入到子孙学习过程中，或亲自监督，或写信敦促，并写诗同大家一起唱和，与他们共同学习进步。同时，作为文坛领袖，苏轼一生笔耕不辍，也在无形中为家人作出了良好的表率。这种“身教胜于言传”的家教理念对于我们当下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家长在家庭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要为下一代的成长留下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切实融入到孩子的学习生活中去，主动将对子女的期许转化为对自己的要求，为孩子树立良好榜样。最后，追求学以致用的教育观念。崇尚务实，反对空谈是眉山苏氏的家学传统，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的三苏，不仅以诗文见长，同时在经学、史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以苏轼和陶诗为主的家风传承也充分体现了其家族学以致用的家教理念，将思想传承与子弟能力提升很好地结合起来。这种观念对于当下教育仍具有指导意义，比如在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有赖于有关部门和学校，也需要每个家庭在对子女的教育上作出调整，有意识地指导孩子将认识与实践相结合，将书本理论转化为个人能力，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去。

结 语

    总体而言，苏轼和陶诗蕴含着苏氏家族丰富的教育思想和理念。它的价值不仅在于和陶诗本身，还有诗歌赠答这类文学活动所体现出的文化意义。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来说，苏轼和陶诗已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作为苏轼文学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蕴含着诗人对崇高人格的追求，对理想的坚守与对生命的尊重，承担着苏轼岭海时期人际交往的重要责任。苏轼子孙继和的诗歌或有散佚，但是苏轼和陶诗中的思想精髓以及这种诗歌赠答的家族教育方式被成功地传承下来。这些思想和教育方法不仅适合北宋末年的文学家族，在经过适当地改造和转换后，也同样适用于当下中国的普通家庭。苏轼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他的很多作品人们都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一位历经千年仍能为广大读者喜爱的文人，其人格魅力具有永恒的价值，其人生智慧有着丰富的启迪意义，是一座开采不尽的文化富矿。苏轼和陶诗中的家风传承，是苏氏家族成功的教育经验，也有助于我们对晚年苏轼作更深层次的认识。